12月18日召开的“首届中国打假扶优论坛”上传出消息，3年来，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，据估计，市场上假冒产品总值超过1370亿元（12月19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　　众所周知，我国现行的打假部门至少有两个：质检部门和工商部门。现在，仅前者“保守估计”的这个逾千亿元的假冒产品货值中，包不包括国家工商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，还有待核实。即便这是两家联手估计的数字，1370亿元的货值，已经足以让我们为之咋舌了。广东这个发达省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．6万亿元，如此看来，假冒产品的“绝对总值”已经丝毫不亚于哪个中西部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，如此“骄人”的“成绩”，其社会贡献率如何，不能不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。当然，这种社会贡献率的前面应该是负数符号。
　　假冒产品的总货值在社会上占有相当份额，首当其冲的受损者肯定是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消费者。从质检总局公布的材料可知，假冒产品中，食品饮料、化妆品的比重较大。这意味着消费者花钱买回去的不是安全的消费品，而是潜在的“炸弹”，一旦这些伪劣产品“发作”，倒霉的只能是伪劣产品的最终消费者。花钱买罪受，甚至花钱买危险，在现实生活中早已不是新闻。这种特殊的“贡献”，其真实的含义是“坑害”。也就是说，有多少假冒产品，对社会就有多少危害。其次，假冒产品的负贡献率冲击了合法企业的产品。1370亿元的保守货值数字，可以想像一下，这么大一块假冒伪劣“蛋糕”，岂能是一家企业所为？显然是众多不法企业“通力合作”的结果。在知识产权严格受法律保护的今天，居然还能有千亿元货值的假货流通在社会上，“地方保护”对绝大多数守法企业就不是所谓的“贡献”，而是彻头彻尾的破坏了。在这里，负社会贡献率冲垮了正规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，扰乱了市场秩序，最终导致一些守法企业举步维艰，甚至濒临破产的境地。
　　此外，这个负贡献率还体现在加大了政府执法成本。一方面，“地方保护”是假冒产品的“保护伞”；另一方面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却又不得不为某些政府部门撑的这个“保护伞”买单，支付相应的执法成本。打假毕竟不是在电脑上进行的模拟打假，足不出户、不用太多的费用就能完工。由打假获得的每一分钱的战绩，都是和国家拨付的执法经费分不开的。这笔费用，最终还得算在每个纳税人头上。换言之，还是由消费者为之掏腰包。如此一来，等于变相增大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。
　　数字最能说明问题。假冒产品货值奇高，无疑是个危险信号。它抵消的是数倍于社会贡献率的非假冒产品的生产总值。如此抵消，怎不令人忧心忡忡？